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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5年前，廖廠長一筆7000元的愛心匯款，讓四個復旦大學生圓了通過實地調查“看看真實中國”的夢想。作為當時受助的年輕人之一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和尋找已久的“廖廠長”，相聚在洪江古城，成為佳話。此事偶然，亦是必然。它是時代的必然，亦是文化的必然，源於個人的品質，也源於社會的熏陶。
　　這件事情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風貌。新中國成立後有兩個思想解放的時代。第一個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，民族獨立，人民解放，國人釋放衝天的活力，年輕人充滿理想。第二個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年代。1978年開始了新的歷史階段，撥亂反正、高考恢復、農村實行生產經營承包責任制、城市企業改革……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，人們充滿了理想與激情。廖廠長做這件事情時，改革開放剛十年，他也是個年輕人，雖然並不富有，但他與南疆考察隊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這是時代的大背景。
　　理想和價值是時代的產物。越開放的時代，人們越有理想。剛剛解放的時候，政權轉換時期，社會還沒有那麼多控制和鬥爭，思想也很活躍。改革開放初期，十一屆三中全會點燃了思想解放的激情，中國從左的桎梏中解放出來，社會比較寬容。好的時代有兩個重要特征，對人尊重和思想的自由。社會自由度越高，人們越有理想。在好的時代，好的社會裡，人的品格和理想會升華。當人得到社會尊重和心靈解放的時候，他更需要實現自己。廖廠長的行為也是是一種自我實現，通過回報社會實現自己人格的完善和崇高，實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但是，這些年來我們離這種回報心理差距漸行漸遠，所以把廖廠長助人為樂和吳曉波知恩圖報當作一件新鮮事，因為這些年這些東西太匱乏了。我們講廖廠長和吳曉波的故事，有人來聽，是因為大家在呼喚理想的回歸，呼喚社會的寬容。
　　廖廠長這樣做，文化熏陶起了很大作用。中國人的理想有一個共同的內核，就是家國情懷，儒家文化的家國情懷。儒家文化里什麼東西在激蕩著我們的心呢？實際上就是人性，人對生命和生活的鐘愛。中國的文化是重生文化，重視生命的文化。小孩要做滿月，慶祝周歲，然後關心他的婚嫁子嗣，最後把他送進墳墓，還要舉行隆重儀式，所謂慎終追遠。這都是重視生命的文化表現。這種重生、民本文化就是中國的家文化，家庭家族文化。所以古代以孝治天下，父慈子孝，家就會穩定。在家為孝子，出門為忠臣，不管居江湖之遠，還是在廟堂之高，人們恪守名分和責任。天下太平、國泰民安、合家歡樂，這就是中國人的千年理想。家，是生命安全溫暖的窩巢。國，是承載庇護家的園林，為家為國，甘願付出和犧牲。家國情懷是儒家文化的核心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。我一生中有兩個東西始終揮之不去，有時候恨得跺腳，但它還是不走。一是終極關懷，二是理想主義，實際上這就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基因，修齊治平，家國情懷。中國人自古以來一直在追求東西，有的時候即使反對它的時候也不自覺的在實踐它。
　　作為湖南人，廖廠長身上體現了湖南人的文化品質。國有難時，無數人慷慨赴死；國衰弱時，無數人奮起抗爭，湖南人尤其如此。從屈原開始，到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憂而憂”，到周敦頤、譚嗣同、黃興、蔡鍔、宋教仁，這些湖南人沒有小我，他們就是要為國為民為家犧牲自己。黃興賣掉了一塊家傳3000多畝的地，賣掉一大片老屋，在長沙成立了華興會，發動了多次起義。他的名言是，功成不必在我，流血犧牲卻不爭名利，超越了中國文化劣根性和他那個時代的局限性。湘商與徽商、晉商不同，徽商和晉商為生活為發財而經商，湖南人為救國經商。曾國藩率領湘軍集團諸多將領，發起洋務運動，辦起了中國最早的企業，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大門。禹之謨、範旭東、李燭塵等湖南知名實業家，同時就是堅定的革命家。當吳曉波他們走遍上海國營廠求助無果後，唯獨湖南的廖廠長給了他們7000元。這或許是湘人的性格使然。我問過廖廠長的家世，他告訴我，他的家裡有傳統家學，他從小受到熏陶。他的父母正像大多數中國父母那樣，要求孩子好好做人，認真做事，要做善事，不要做壞事。儒家文化把好好做人做事看作是安身立命的之本，也是中國傳統社會延續和發展的基本秩序。廖廠長善良的品質來源於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。
　　理想主義是新時代的呼喚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，新一輪的改革有三個目標：解放思想、解放生產力、解放社會活力。“解放社會活力”是很大的新提法，反映了中國人對社會變革和文化振興的呼喚。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，面對艱難險阻，關隘重重，需要人民的力量，需要凝聚人心。受到尊重才有回報，身心自由才有理想。中國到了另一個需要思想解放的時代，需要理想回歸的時代。如何讓理想回歸，與社會和文化有關。文化是個常量，一直在那裡，埋在人們的心裡，氣候適宜，就會發芽生長，就會長成參天大樹，中國五千年文明是我們的無可取代無可比擬的巨大資源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。時代是變量，我們要做的是創造一個好的時代氛圍，讓思想解放促進生產力的解放，讓社會的變革帶來社會的活力，讓生產力的解放和社會的活力的解放帶來人民的幸福與自由。我們喜歡說統一思想，也喜歡說解放思想，解放開來又統一起來，統一起來又解放開來，實質上我們更重視“統一思想”，這也是中國特色。其實解放思想也是統一思想。思想解放應該是常態，思想統一是動態。只有在常態中思想才能達到動態的平衡，只有尊重不同意見，求同存異，和而不同，真正地做到“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”，才能讓社會充滿活力，充滿正能量；中國人才能萬眾一心，齊心合力，擁有創造、創業、創新的不竭動力。專制、高壓，甚至打擊、鬥爭，只能導致青年的犬儒、頹廢甚至疏離、抗爭。四中全會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，真正實行法治，思想解放不會導致天下大亂。如我們的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”所言，社會做到“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”，讓年輕人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，讓年輕人擁有自由幸福的希望，實際上社會成員自己的希望就是國家的希望和社會的希望。理想之光是與時代之光同時閃耀的。如果說1949年是民族解放，1978年是思想解放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迎來的是人的解放，即社會活力的解放。這是一個偉大的解放，涉及人的轉變，觀念的轉變，制度的轉變，我們不僅在物質層面要有所發展，在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層面也應該高度發展。我們發展不能只靠物質，更要靠人——靠人的創造力，靠人的智慧，靠人的文明，靠社會的活力。25年前的故事能引起這麼大的反響，其實就是價值需要。新的價值追求為我們下一次改革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世界和平註入新動力。
　　（本文據作者在洪江古商城“廖廠長、南疆考察隊見面會”上的發言整理）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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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原標題：鄭佳明：社會活力的解放與年輕人的理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