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年前,廖廠長一筆7000元的愛心匯款,讓四個復旦大學生圓了通過實地調查“看看真實中國”的夢想。作為當時受助的年輕人之一,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和尋找已久的“廖廠長”,相聚在洪江古城,成為佳話。此事偶然,亦是必然。它是時代的必然,亦是文化的必然,源於個人的品質,也源於社會的熏陶。
  這件事情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風貌。新中國成立後有兩個思想解放的時代。第一個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,民族獨立,人民解放,國人釋放衝天的活力,年輕人充滿理想。第二個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年代。1978年開始了新的歷史階段,撥亂反正、高考恢復、農村實行生產經營承包責任制、城市企業改革……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,人們充滿了理想與激情。廖廠長做這件事情時,改革開放剛十年,他也是個年輕人,雖然並不富有,但他與南疆考察隊同聲相應,同氣相求,這是時代的大背景。
  理想和價值是時代的產物。越開放的時代,人們越有理想。剛剛解放的時候,政權轉換時期,社會還沒有那麼多控制和鬥爭,思想也很活躍。改革開放初期,十一屆三中全會點燃了思想解放的激情,中國從左的桎梏中解放出來,社會比較寬容。好的時代有兩個重要特征,對人尊重和思想的自由。社會自由度越高,人們越有理想。在好的時代,好的社會裡,人的品格和理想會升華。當人得到社會尊重和心靈解放的時候,他更需要實現自己。廖廠長的行為也是是一種自我實現,通過回報社會實現自己人格的完善和崇高,實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但是,這些年來我們離這種回報心理差距漸行漸遠,所以把廖廠長助人為樂和吳曉波知恩圖報當作一件新鮮事,因為這些年這些東西太匱乏了。我們講廖廠長和吳曉波的故事,有人來聽,是因為大家在呼喚理想的回歸,呼喚社會的寬容。
  廖廠長這樣做,文化熏陶起了很大作用。中國人的理想有一個共同的內核,就是家國情懷,儒家文化的家國情懷。儒家文化里什麼東西在激蕩著我們的心呢?實際上就是人性,人對生命和生活的鐘愛。中國的文化是重生文化,重視生命的文化。小孩要做滿月,慶祝周歲,然後關心他的婚嫁子嗣,最後把他送進墳墓,還要舉行隆重儀式,所謂慎終追遠。這都是重視生命的文化表現。這種重生、民本文化就是中國的家文化,家庭家族文化。所以古代以孝治天下,父慈子孝,家就會穩定。在家為孝子,出門為忠臣,不管居江湖之遠,還是在廟堂之高,人們恪守名分和責任。天下太平、國泰民安、合家歡樂,這就是中國人的千年理想。家,是生命安全溫暖的窩巢。國,是承載庇護家的園林,為家為國,甘願付出和犧牲。家國情懷是儒家文化的核心,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。我一生中有兩個東西始終揮之不去,有時候恨得跺腳,但它還是不走。一是終極關懷,二是理想主義,實際上這就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基因,修齊治平,家國情懷。中國人自古以來一直在追求東西,有的時候即使反對它的時候也不自覺的在實踐它。
  作為湖南人,廖廠長身上體現了湖南人的文化品質。國有難時,無數人慷慨赴死;國衰弱時,無數人奮起抗爭,湖南人尤其如此。從屈原開始,到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憂而憂”,到周敦頤、譚嗣同、黃興、蔡鍔、宋教仁,這些湖南人沒有小我,他們就是要為國為民為家犧牲自己。黃興賣掉了一塊家傳3000多畝的地,賣掉一大片老屋,在長沙成立了華興會,發動了多次起義。他的名言是,功成不必在我,流血犧牲卻不爭名利,超越了中國文化劣根性和他那個時代的局限性。湘商與徽商、晉商不同,徽商和晉商為生活為發財而經商,湖南人為救國經商。曾國藩率領湘軍集團諸多將領,發起洋務運動,辦起了中國最早的企業,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大門。禹之謨、範旭東、李燭塵等湖南知名實業家,同時就是堅定的革命家。當吳曉波他們走遍上海國營廠求助無果後,唯獨湖南的廖廠長給了他們7000元。這或許是湘人的性格使然。我問過廖廠長的家世,他告訴我,他的家裡有傳統家學,他從小受到熏陶。他的父母正像大多數中國父母那樣,要求孩子好好做人,認真做事,要做善事,不要做壞事。儒家文化把好好做人做事看作是安身立命的之本,也是中國傳統社會延續和發展的基本秩序。廖廠長善良的品質來源於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。
  理想主義是新時代的呼喚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,新一輪的改革有三個目標:解放思想、解放生產力、解放社會活力。“解放社會活力”是很大的新提法,反映了中國人對社會變革和文化振興的呼喚。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,面對艱難險阻,關隘重重,需要人民的力量,需要凝聚人心。受到尊重才有回報,身心自由才有理想。中國到了另一個需要思想解放的時代,需要理想回歸的時代。如何讓理想回歸,與社會和文化有關。文化是個常量,一直在那裡,埋在人們的心裡,氣候適宜,就會發芽生長,就會長成參天大樹,中國五千年文明是我們的無可取代無可比擬的巨大資源,取之不盡用之不竭。時代是變量,我們要做的是創造一個好的時代氛圍,讓思想解放促進生產力的解放,讓社會的變革帶來社會的活力,讓生產力的解放和社會的活力的解放帶來人民的幸福與自由。我們喜歡說統一思想,也喜歡說解放思想,解放開來又統一起來,統一起來又解放開來,實質上我們更重視“統一思想”,這也是中國特色。其實解放思想也是統一思想。思想解放應該是常態,思想統一是動態。只有在常態中思想才能達到動態的平衡,只有尊重不同意見,求同存異,和而不同,真正地做到“百花齊放,百家爭鳴”,才能讓社會充滿活力,充滿正能量;中國人才能萬眾一心,齊心合力,擁有創造、創業、創新的不竭動力。專制、高壓,甚至打擊、鬥爭,只能導致青年的犬儒、頹廢甚至疏離、抗爭。四中全會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,真正實行法治,思想解放不會導致天下大亂。如我們的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”所言,社會做到“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”,讓年輕人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,讓年輕人擁有自由幸福的希望,實際上社會成員自己的希望就是國家的希望和社會的希望。理想之光是與時代之光同時閃耀的。如果說1949年是民族解放,1978年是思想解放,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迎來的是人的解放,即社會活力的解放。這是一個偉大的解放,涉及人的轉變,觀念的轉變,制度的轉變,我們不僅在物質層面要有所發展,在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層面也應該高度發展。我們發展不能只靠物質,更要靠人——靠人的創造力,靠人的智慧,靠人的文明,靠社會的活力。25年前的故事能引起這麼大的反響,其實就是價值需要。新的價值追求為我們下一次改革,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世界和平註入新動力。
  (本文據作者在洪江古商城“廖廠長、南疆考察隊見面會”上的發言整理)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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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原標題:鄭佳明:社會活力的解放與年輕人的理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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